走佬回香港的浪子心聲 – 香港兩代流行文化標誌

Lesley Cheung
2 min readApr 14, 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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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視直播許冠傑籌款音樂會那天,我還躲在房間裡看杜汶澤,從香港逃到台灣,再逃到馬來西亞。我也是最近才多看他的節目,聽他不以為然地說自己不堪的過往,然後轉過頭來,繼續瀟瀟灑灑的、髒話橫飛的在鏡頭前演自己。

我驀然想到,許冠傑和杜汶澤,果然是兩個鮮明的文化標誌。客廳和房間的距離,就是兩個差天共地的時代,兩代人、甚至三代人之間無盡的鴻溝。

黃金時期的香港,我們一輩無緣經歷,粗茶淡飯和拼搏向上,也許是他們那些年的小確辛,憶苦思甜。他們得以安然無恙,皆因當年浮城未入險途。許多流芳數代的金曲是庶民的悲歌,而那份悲情是能夠苦中作樂的,是豁達胸襟還能拯救的。

到了今天,我們無暇為個體日夜的苦難長嗟短嘆,反而正蒙受着前人收成後遺下的巨大創傷。經濟增長很蓬勃,但它洗掉的new money是不道德的(後資本主義的扭曲、多方勢力勾結下無法撼動的霸權、野蠻政權的加冕)。我們繼承了前殖民者的制度,但它本質上是有缺憾的,無法孕育出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。

在這連串背景下,有人把酒當歌(像許冠傑),有人為自身苦難落泊(像早年的杜汶澤),也有人浴火重生,打拼出一條血路(像從影和被封殺後另覓出路的兩個杜汶澤)。

我們厭倦了制度的掩飾,變得很容易被模稜兩可或虛偽的表現惹怒,例如直至幾天前還有人在網上討論許冠傑到底有沒有移民。掏心掏肺、表明來意今天是無價的。因此我們寧可自行構建黃色經濟圈,或有人會弄個旗幟鮮明的媒體。這就是新香港,不論娛樂人、企業家還是許多微小的我們,以行動跑時間,彌補生不逢時的悲哀。

(原文在筆者Facebook發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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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sley Cheu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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